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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为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 —— 记《致江东父老》北京发布会会
发布时间:2020-01-19 发布者:漫清

     2019年11月30日,李修文散文新作《致江东父老》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张莉,该书作者、著名作家李修文作为嘉宾与在场读者分享了这本书。当当网副总裁陈立均为活动致辞。


当当网副总裁陈立均先生在致辞时说,《致江东父老》比《山河袈裟》写得还细,写作的时间、方向跟风格,一次一次地在拔高。现场的读者说,相比之前的《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里有了更为自觉的形式创新,叙事人称也在频繁地转换。

在李修文看来,《山河袈裟》里他写了很多的“我”,那个我是急切的、焦虑的、迫切需要得出结论的“我”。世间大而空,老是用一个“我”,应该是审慎的。他担心太多的“我”会干扰虚实,不太客观,生怕会矮化他的写作对象,所以《致江东父老》里,他开始频繁地转换视角,“我”开始退场,有时候连“他”都没有了,通过更多的退场,让叙述者发出自己的声音。相比《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里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一些,他希望通过《致江东父老》,让自己从一种有名有姓的写作变成无名无姓的写作。他由此获得了自己心目中的“无情无义”,这正是他特别想要的东西。



从《山河袈裟》到《致江东父老》

2017年1月,李修文的散文集《山河袈裟》由vwin德赢网官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散文在写作对象和表达风格上都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书写,自成一派,被认为是开了一代散文写作的先河。

两年后,李修文带着他的新书《致江东父老》与大家见面,仍然是“李修文式”的散文,仍然是一个个平凡普通,有情有义,可怜又可爱的小人物。《致江东父老》有何特别之处?又如何超越《山河袈裟》带来的影响?


重建中国的抒情传统

在这次分享会上,文学评论家张莉与著名作家李洱,在谈到《致江东父老》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主题:“重建中国的抒情传统”。

张莉说,在中国文学中,有一个脉络,就是中国文人会把面对世界万物时的感触写出来,这就是抒情的传统。今天有太多散文在讲风花雪月,但《致江东父老》里,写的是戈壁滩、甘蔗林、苹果树、敦煌、沙漠,是民间艺人、退伍士兵、过气演员,是大山大河,人间百态。和无数的人和远方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散文的气象。读《致江东父老》会让人掉眼泪,因为它有共情能力,它在试图重建中国散文的高度、深度和温度。

李洱指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在晚明以后,被长时间地丢掉了。而李修文的散文里,这种抒情的气质,表现得特别充分。这与他出身荆州,受楚地文化感染有关。抒情最早出自屈原,而“江东父老”来自项羽。李洱认为,李修文想通过“江东父老”这个词,通过地域的文化感受,和历史建立一个通道,重新激活这个抒情的传统。



拓展散文的边界,靠近中国式的文章

打破传统写作方式和和体裁的分野,将口述、书信、笔记小说等杂糅在一起创作散文,是李修文的特色。一直以来,我们将“形散神不散”作为散文的核心气质,认为真实是散文的基础。但李修文认为,在中国3000年的文脉中,只有一个传统,就是“文章”。唐宋传奇里人鬼不分,虚实不辩,很少受限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真实”。读屈原的《山鬼》,你也不会去纠结哪些部分是真实,哪些又是虚构。所以“文章”这个概念,可以囊括今天所有的文体。“我们活在一个类型细分的年代,但我还是想从我的笔下召唤出一种具有某种源头意义的中国文章之气,首先它特别自由,像《史记》,既是史学专著,同时也是美轮美奂的文章合集。我是真的非常想重新去靠近、触摸一种中国式的散文或者文章传统。”

在这一点上,张莉认为,在某一个时期,散文要突破文体的束缚,重要的是写出好作品,而不是按小说还是散文去写。当李修文在写大江大河和那些普通的老百姓的时候,他扭转了中国散文的某种平庸的趋向。他在写别人,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在作家那里,他与万物、与人在一起。这让我们重新回到了中国新文学,就是要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在一起。



为不值一提的人和事,建一座纪念碑

李修文出身湖北荆州,荆楚汇聚了楚剧、汉剧、豫剧、荆州花鼓戏、甚至最原初的渔鼓调,各种戏曲形式的滋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李修文的文学道路。对戏剧的迷恋发展为对古典文学的热爱,这是他的美学出身,也是他写作的源泉。

《致江东父老》里有一篇《三过榆林》,故事源于李修文在陕西榆林碰到过的一个盲人。通过与这个盲人接触,他才知道很多盲人是死于精神分裂。他们看不到这个世界,所以在脑子里构建外面的世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盲人却说自己走在长安街上,头上还飞着一只孔雀。这个匪夷所思的片段对李修文影响很大,他将这个盲人视作自己的写作导师。盲人强烈的想象产生的事实,也是事实。于是他决心把自己变成盲人本身,去看待要描写的对象、材料和情境,去建构自己心中的真实。



李修文从事影视创作很多年,常常被问及影视与文学创作二者之间的矛盾。他坦言自己在小心地捍卫着生活和叙事的能力。很多作家不善于讲故事,但编剧要向出品人、审查者、合作者一遍一遍地讲故事,这影响了他的创作姿态,以及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做编剧也扩大了他行走的疆域,与越来越多陌生的人事、情境相遇,写作的疆域、内心的气象也随之扩大。

这些遭际,让李修文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志愿,一定要写出独特的中国性。长期以来,他对“何为最独特的中国人”这个话题最感兴趣,什么样的人物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成为典型的文学人物,他会持续地关注这个时代中国人身上顽固的情义、恩典。正像他在《致江东父老》的序言中写到的:一定要记得,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事,建一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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